在1956年5月召開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，毛澤東正式公開提出了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的方針。儘管“雙百方針”仍未擺脫階級鬥爭的大前提，但它確實標示着文藝政策向寬容和相對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實際調整。敏銳感受到文學環境變化的作家、批評家很快響應繁榮和發展文藝的號召，受壓抑的創造力被釋放出來，一批探索性、批判性的新作品問世，不少觀點新穎大膽，甚至質疑既有規範的理論文章得以發表，一時文學領域出現了“百花齊放”的新變化與新局面。有文學史家稱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爲“百花文學”，甚至有人稱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爲“百花時代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