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初期，由於實行均田制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。憑藉這些土地，可以承擔國家的租稅和徭役，並維持一家生計。以“丁身爲本”的租、庸、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。但是在唐朝建國以後，土地兼併便在逐步發展，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。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。與此同時，按墾田面積徵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徵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，到天寶年間，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，地稅粟谷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，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、調大約相等。安史之亂以後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，土地兼併更是劇烈，加以軍費急需，賦稅制度非常混亂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，這就使得賦稅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