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是他的啓蒙塾師壽鏡吾先生，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師藤野先生，還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時期的老師章太炎先生。
關於壽先生，魯迅在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》中說，他“極方正、質樸、博學”。他教學嚴，“有一條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罰跪的規則，但也不常用。”
魯迅與他的日本老師藤野先生同樣情深意厚，說“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”。到1926年，“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”
魯迅對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兩位老師複雜些。章太炎因早年熱心維新運動的反清革命，成爲一個學者兼革命家，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《民報》，魯迅常去報館聽他講學。魯迅不僅折服他淵博的學識及和藹可親的長者風度，更欽敬他的革命精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