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之所以被稱為“文化流氓”，與其在當時背景下的政治態度有關：
1955年郭沫若作為文化界的掌門人，在對胡風集團的結論中説：“胡風偽裝革命混到革命隊伍中來，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，一直繼續到現在，並日益變本加厲。這是明知故犯、怙惡不悛、罪大極惡的反革命分子。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嚴厲制裁。”他的擴大化栽贓，將一大批作家置於死地。 如果説，創造社時期的爭論僅僅限於筆墨官司，不牽涉掉腦袋坐監獄，則1949年以後他的腳跟不穩，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據。當時，所謂胡風集團裏，聚集了相當多的著名作家，他們交換意見，給郭沫若的共同定義是“近百年中國文化的罪惡的產兒”。
